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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体育运动平台:顶刊论文 黄宇兴:能力分异与军事协作
发布时间:2023-02-07 05:44:16 来源:im体育账号 作者:im体育直播

  军事协作指联盟成员或伙伴国家制订联合作战计划的行动,大国间结盟(结伴)关系引发公开或秘密的军事协作或者无法引发军事协作的条件有待揭示。在现有理论基础上,作者提出军事协作是联盟成员或伙伴国家的信号工具或,效率工具,大国相对能力的变化决定联盟或伙伴关系能否引发军事协作。若结盟(结伴)大国的相对能力同时上升,则联盟(伙伴)关系将引发公开军事协作∶若结盟(结伴)大国的相对能力同时下降,则联盟(伙伴)关系将引发秘密军事协作∶若结盟(结伴)大国的相对能力有升有降,则联盟( 伙伴)关系将无法引发军事协作。作者基于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和苏联的档案,以五组案例检验理论的效力.得到以下发 现.1935 年法苏联盟没有引发军事协作;1936 年英法协约引发了公开军事协作;1935年法意协定、1939 年德意联盟和1939 年德苏协定均引发了秘密军事协作。根据这一理论,2014—2018年美国与印度的伙伴关系未引发军事协作。但随着美印相对能力的变化,美印伙伴关系的发展可能引发秘密军事协作。

  军事协作指联盟成员或伙伴国家制订联合作战计划的行动。为什么大国结盟(结伴)关系可能引发公开或秘密的军事协作,也可能无法引发军事协作?这个理论问题对于理解美国与印度战略关系的内涵和走向至关重要。2010 年以来,美国和印度的共同战略利益日渐增长。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中美力量对比。因此,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美国试图通过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寻找战略伙伴抵消中国的影响。印度不仅拥有投射核武器的导弹,而且经济增速一度超过中国。这使美国日益重视印度在中美关系中的意义。中印领土争端悬而未决和中巴合作全面深化也增强了印度与美国合作的动力。因此,对中国日益重要的问题是∶美印伙伴关系是否会引发军事协作?美印伙伴关系引发的军事协作会以何种方式进行?

  有学者认为,美印实质性的具体合作内容有限,伙伴关系难以引发军事协作。在应对中国快速发展上,美印虽互有需求,但却互相利用。双方互有猜忌,彼此有所保留。美印都希望对方与中国的关系恶化,但均不愿意为对方的利益火中取栗。双方在主从关系、成本收益等问题上均存在分歧。中美关系、中印关系和俄印关系都将对美印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印度特别担心美国印太政策的连续性以及中美和解对印度带来暴露的危险。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美印伙伴关系会引发军事协作。目前,美印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明显超前于其他领域。在 2017 年的洞朗对峙中,印度意识到加强与其他大国战略合作的必要性,形成了美印准海权同盟的倾向。近年来,美印军事合作甚至在某些领域超过了盟友水平。

  现有国际关系理论揭示了联盟(伙伴)关系与军事协作之间的重要联系,为理解美印军事协作的前景提供了重要启发,但并未阐述联盟(伙伴)关系引发军事协作的必要条件。在现有理论基础上,本文提出解释大国间军事协作的能力分异理论。依据1935—1939年欧洲大国之间的伙伴关系,本文以五组案例检验能力分异理论的效力。依据能力分异理论,随着美国、印度和中国相对能力的改变,美印可能采取秘密军事协作的方式形成针对中国的联合作战计划。

  大国的基本特征是拥有比其他国家更为强大的军事实力。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国家面临卷入武装冲突的风险。强大的军事实力不仅可以维护国家的生存,还可以扩大国家的影响。相比而言,中等国家或者小国的军事能力较弱,不得不依赖外部援助保证生存。考虑到一个国家的军事投射能力深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本文将大国定义为在某个地区具有强大军事能力的国家。穆西亚·阿拉加帕(Muthiah Alagappa)指出,一个地区应具备三个特征,即地理临近、互相依赖的安全关系以及共同或相似的历史文化传统。巴里·布赞(Barry Buzan)指出,地区是一个具有独特和重要的安全关系的次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的国家的命运是相互关联的。一个地区内的国家的安全是相互依赖的,这些国家不能在排除其他国家的情况下考虑自身安全问题。阿拉加帕的概念比较严格,但三个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例如,中国与巴基斯坦是邻国,两国的安全关系也很密切,但中巴两国并不具有类似的历史文化传统。布赞给出的概念不够严格,但却揭示了地区分析的政治本质。例如.美国在东亚和中东的军事存在使其成为东亚国家和中东国家。因此,本文采用了布赞的概念∶一组存在安全相互依赖的国家属于一个地区。

  依据大国之间是否存在安全冲突和安全承诺,大国关系可分为敌对性竞争、预防性竞争、战略性合作和联盟四类。前两类为冲突关系.后两类为伙伴关系。联盟是种特殊的伙伴关系。表1概括了大国间战略关系的类型。在冲突关系中,安全承诺是相关国家为防止武装冲突爆发或管控武装冲突升级进行合作的预期;在伙伴关系中,安全承诺是相关国家在爆发武装冲突时进行互助的预期。

  若各大国能够承受冲突带来的成本,它们间将形成敌对性竞争关系,如 1933—1938 年德国和意大利在奥地利竞争。当各大国对防止或管控冲突形成安全承诺时,它们间将形成预防性竞争关系,如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基于战略武器控制协议而形成的关系。若大国间既无安全冲突又无安全承诺,则大国间可以在具体问题上针对特定国家形成战略性合作,如 1877—1878 年英国和奥匈帝国针对俄国形成的关系。与之相比,联盟或同盟意味着相关国家存在预先的安全承诺。根据安全承诺的形式,格伦。斯奈德(Glenn H.Snvder)将联盟分为非正式联盟(alignment)和正式联盟(alliance)。若大国之间的安全承诺以政策声明形式出现,则大国之间形成非正式联盟,如 1936 年英法针对德国的联盟;若大国之间的安全承诺以条约形式保障,则大国之间形成正式联盟,如1892年法俄针对德国的联盟和1939年德意针对英法的联盟。

  军事协作指相关国家制订联合作战计划的行动,是联盟或伙伴关系的最高表现形式。18世纪欧洲的联盟成员国有时会组建战时委员会(Council of War)。成员国提名本国将军加入委员会,彼此交换战争计划,以便制订和执行共同的战争计划。军事协作的实践也延续到了当代国际关系中。出于两个原因.本文聚焦干大国间伙伴关系引发军事协作的条件∶第一,大国间的军事协作意义极为重大。大国间的军事协作意味着对国际局势最有影响的国家联合使用武力。第二聚焦干大国间的伙伴关系有利于控制大国与小国能力差异带来的各种潜在影响。无论相对能力发生何种变化,只要各大国仍处于同量级,那么大国间武装冲突的结果是难以预料的。因此,一个相对较弱的大国往往敢于挑战处于同量级的其他大国,如 1941 年日本敢于对美国发动军事进攻。如果大国和小国爆发武装冲突,大国更容易处于优势地位。因此,无论小国的相对能力出现何种变化,小国对大国的政策都更为谨慎。

  联盟或战略性合作都可能引发公开或秘密的军事协作,但又都不必然引发军事协作。一方面,联盟可能引发公开军事协作或秘密军事协作,如后文将讨论 1936 年英法的公开军事协作、1892 年法俄的秘密军事协作和 1939 年德意的秘密军事协作;另一方面,联盟并不必然引发军事协作,如后文将讨论的 1879 年德国和奥匈帝国的联盟以及 1935 年的法苏联盟均未引发两国的军事协作。同样,战略性合作可能引发公开或秘密的军事协作,如后文将讨论的 1895 年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此时,三国之间不存在互助的安全承诺,甚至德俄、德法之间还存在严重的安全冲突。然而,日本要求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导致俄、德、法三国形成了针对日本的战略性合作。三国的军事协作是公开的,它们不仅向日本递交了最后通牒,而且向英国通报了相关情况。这是战略性合作引发公开军事协作的典型案例。后文将讨论1935年法意和1939年德苏之间的军事协作。这两次均为战略性合作引发秘密军事协作的案例。当然,战略性合作并不必然引发军事协作,如 1877—1878 年英奥之间的战略性合作就没有引发两国之间的军事协作。那么为什么结盟(结伴)关系可能引发公开的或秘密的军事协作,也可能无法引发军事协作就成了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关于军事协作问题,现有理论主要做出了两方面贡献∶一是分析了联盟成员在和平时期的军事协作对其在战争时期履行安全承诺的影响;二是强调联盟的军事协作对联盟成员带来 了成本和收益。军事协作要求联盟成员抛弃一些它们喜欢的政策并采纳一些在未结盟的情况下不会采纳的政策。然而,正是这种成本使得每个联盟成员的军事效率有所提高,也使得军事协作成为联盟可信性的一种信号。现有理论推动了关于军事协作的研究,不过也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没有明确解释正式联盟引发军事协作的条件。这使得研究者难以依据经验案例检验现有理论的有效性。第二,其研究对象是正式联盟框架下的军事协作。非正式联盟的安全承诺比较松散。战略性合作关系中则不存在安全承诺。那么在后两种情况下,军事协作发生的条件是什么?

  现有理论的局限为讨论伙伴关系引发军事协作的条件提供了两点重要启发∶第一,安全承诺与军事协作之间的关系并非十分紧密。无论相关国家之间是否存在安全承诺,联盟或战略性合作可能引发公开或秘密军事协作,也可能不引发军事协作。因此,一个关于军事协作形成条件的理论无须围绕安全承诺展开。第二,伙伴关系中的军事协作存在信号工具和效率工具两个基本功能。一方面,军事协作可以让非伙伴国家观测到伙伴国家的政策一致性或相似性,从而使其认识到伙伴国家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利益;另一方面,军事协作使得各个伙伴国家在联合使用武力的行动中更为专业化,提高各个伙伴国家对非伙伴国家采取军事政策时的效率。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能力分异理论,强调相关国家相对能力变化是伙伴关系能否引发军事协作的必要条件。

  一国的相对能力指该国相对于其所在地区内所有大国的军事能力.具体涉及内涵和测量两个方面。在概念内涵上,衡量一国的相对能力需研究者综合考虑该国与其所在地区内发生各类战略关系的同量级的国家的能力对比。如前所述,对一国而言,敌对、竞争、合作和联盟意味着不同的战略关系。尽管转换战略关系是有风险的,但这种转换不仅完全可能,而且速度可以很快。例如,1939年9月到1941年5月的21个月里,德国和苏联先从敌人变为伙伴,再从伙伴变为敌人。由此,衡量一个大国的相对能力时,研究者无须分别讨论该国对敌人和盟友的相对能力,而应总体讨论该国针对其所在地区所有力量大致相当的国家的相对能力。

  关于概念的测量,国家物质能力(NMC)数据库第5版使用国家的总人口、城市人口、钢铁产量、能源消费量、军事人员数量和军费开支六个指标测算了1816—2012 年国家的相对能力。直接使用相关数据测量相对能力存在三点不足;第一,政治组织的有效性、公民的竞争力、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以及精英的专业竞争力也是衡量国力的必要因素。为形成可比较的定量数据,数据库没有列入和分析这些因素。第二,数据库列入的指标对国力的影响值得商榷。一国的总人口数量多有利于该国获得兵员,但人口结构等其他因素同样影响军队战斗力。城市人口数量、钢铁产量和能源消费量有利于刻画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经济能力转化为军事影响的条件是复杂的。在一些历史条件下,军事人员数量也并非刻画军事能力的核心指标。第三,数据库将六个指标的权重均设为 1。这种加权方式所体现的逻辑有待明确,研究者利用数据库刻画国家间相对能力得出的结论可能并不符合事实。如在 1923 年.法国军队拥有 60 万—80 万人,而德国军队不超过10万人。在德国无力支付赔款的情况下,法国直接占领了德国的工业区,这体现了法国对德国的能力优势。然而,NMC 数据库却反映了完全不同的情况;该年德国国力(0.090668)是法国国力(0.057659)的1.57倍,这样的结论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利用数据精确测量国家相对能力的变化存在较大难度。一方面,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数据既不充分也不准确;另一方面,很多数据反映的社会事实在各国的具体含义存在很大差异,各种指标对各国短期和长期影响也很不相同。因此,横向比较这些数据存在相当的局限。当研究者确定一套编码标准对概念进行精准测量时,这套标准出现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反例是大概率事件。如果反例涉及的情况本身很重要,那么这套编码系统的应用前景将是有限的。由此,研究者可能需要在概念测量的精准性和符合实际之间寻找平衡。一个不够精准但大致符合实际的描述要好于一个相当精准但不符合实际的描述。鉴于这种情况,本文借鉴现有研究对大国力量的分析,进而综合判断相对能力的变化,并使用文字描述某个地区内各大国的相对能力变化。这种描述不足以精准地刻画相对能力的变化程度,但能反映有关国家的相对能力在地区层面的变化趋势。

  如前所述,对结盟或结伴国家而言,军事协作可以成为信号工具或效率工具。第一,军事协作可成为威慑性或讹诈性信号,使联盟成员或伙伴国家对其他国家施加的影响超过各自能力所能发挥的实际影响。若目标国家接受了威慑或讹诈信号,则联盟成员或者伙伴国家更容易迫使目标国家让步,从而实现自身的政策目标。因此,若军事协作被联盟成员或伙伴国家视为信号工具,就必须公开进行,以便为联盟或伙伴关系之外的国家所知悉。第二,军事协作可提高联合作战效率,但军事协作要求联盟成员或结伴国家抛弃一些它们喜欢的政策并采纳一些在没有结盟(结伴)的情况下不会采纳的政策。因此,对联盟成员或伙伴国家而言,军事协作兼具收益和成本。公开或秘密的军事协作均可增强联盟成员或伙伴国家的军事效率。不过,公开军事协作将引发目标国家的军备反应,从而削弱军事协作带来的效率增量;秘密军事协作则不会引起目标国家的军备反应,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加效率。因此,如果军事协作被联盟成员或伙伴国家视为效率工具,那么军事协作就必须秘密进行,以便实现军事效率最大化。

  大国之间的相对能力变化决定结盟(结伴)大国对军事协作方式的不同选择。假设一个地区中有且只有 A、B、C 三个大国。其中,A 国与B 国之间形成了针对 C 国的联盟(伙伴)关系。若 A 国和 B 国的相对能力同时上升,则它们不必特别担心公开军事协作带来与 C 国摊牌的风险以及 C 国的军备反应。在这种情况下,A 国和 B 国会选择公开军事协作,以向 C 国传递威慑性或讹诈性信号;A 国和 B 国对 C 国施加的影响将超过它们各自能力所能发挥的实际影响。若 C 国接受了威慑或讹诈信号,则 A 国和 B 国更容易迫使 C 国让步,从而实现自 身的政策目标。在相对能力 上升的情况下,即使没有军事协作,A 国或 B 国的军事效率也已经增强了。因此,A 国或 B 国对信号工具的需求比对效率工具的需求更为迫切。对 A 国和 B 国而言,公开军事协作比秘密军事协作更具吸引力。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体现了这一逻辑。1894 年甲午战争爆发前,中国和日本各有12—13 艘 2000 吨以上的军舰。1894 年 9 月,德国向东亚调集了4 艘军舰,包括1 艘 5000 吨的军舰和 3 艘 2600 吨的军舰。1895年1 月,德国增派 1 艘 8800 吨的军舰和1艘5000 吨的军舰替换了原有的 2艘2600 吨位的军舰。俄国和法国也积极向东亚调集兵力。同年2 月,俄国召开关于远东问题的特别会议。会议认为,在长达半年多的中日战争中,日本已经用尽了全力。如果列强干涉,那么日本没有能力抗拒。会议决定将俄国在东亚地区的舰队增至超过日本舰队的程度。中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而日本联合舰队遭受重创。当日本试图占领辽东半岛时,俄、德、法三国形成针对日本的战略性合作。在对日交涉期间,俄、德、法三国在东亚地区共部署了约 20 艘军舰,其中至少包括 4 艘德国军舰和 3艘法国军舰。当三国各自的相对能力上升时,它们并不担心与日本摊牌的风险。1895 年 4 月8 日,俄国对德法两国提议三国应迫使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要求,这一建议获得德法的支持。4 月 16 日,俄国与德国开始了军事协作。两国元首训令在远东的海军开始战备。4 月 17 日,俄国对德法两国提议三国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切断中国陆上与日本的交通,并孤立在华日军。4 月 19 日,法国加入了俄德两国的军事协作。4 月 23 日,俄、德、法三国正式向日本递交了通牒。这一案例表明,相对能力上升将推动伙伴关系引发公开军事协作。

  若 A 国和 B 国的相对能力同时下降,则它们会更多地担心公开军事协作造成与C 国摊牌的风险。同时,在没有军事协作的情况下,A 国或 B 国施加影响的能力已经减弱了,因而它们更加需要通过军事协作提高自身军事效率。与公开军事协作相比,秘密军事协作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效率。因此,A 国和 B 国均选择秘密军事协作,以补偿它们相对能力的下降。1892 年的法俄联盟引发的军事协作体现了这一逻辑。1871—1892 年,英国、德国、法国、俄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是欧洲大国。英国经济基础雄厚,殖民地广阔,海军力量雄厚,国力较强。德国、法国同俄国则各有优势。德国工业资本发展迅速,经济和军事部门广泛应用新技术,政府动员能力较强。法国金融资本充足,长期维持较高水平的军备。俄国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三国国力大致相当。与之相比,受制于资源禀赋和人口结构,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国力稍弱。在各国中,德国国力增速最快,英国、法国和俄国次之,奥匈帝国和意大利最慢。换言之,德国在欧洲地区的相对能力上升,而奥匈帝国、法国与俄国的相对能力均在下降。此时,德俄/德法矛盾的发展推动了法俄结盟,法俄两国均对德国相对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感到担忧。于是,法俄结盟着眼于对德作战∶如果德国及其盟国动员了军队,法国和俄罗斯无须事先协商即动员本国军队。在德国发起进攻的情况下,法国使用130 万人部队作战,而俄国使用 70 万人或 80 万人部队作战。双方在西线和东线立即全面部署上述部队,迫使德国两线作战。在和平时期,双方参谋部经常合作,互换关于德国及其盟国的情报。在战争时期,双方不单独与敌人媾和。法俄双方特别强调,军事协作的条款将严格保密。随后,法国向俄国提供贷款,帮助俄国改扩建铁路,以便在战时更快地调动主力部队。法国和俄国以秘密军事协作提高军事效率.从而补偿相对能力的下降,这表明相对能力下降推动伙伴关系引发秘密军事协作。

  若 A 国的相对能力上升而 B 国的相对能力下降,则 A 国与 B 国间的军事协作对两国的意义并不相同。A 国不会很担心公开军事协作带来的与 C 国的摊牌风险。如果 A 国与 B 国间的军事协作无法公开进行,那么 A 国不能通过军事协作对 C 国发出威慑性或讹诈性的信号,无法从 C 国获得收益。同时,在 B 国相对能力下降的情况下,A 国与 B 国间的秘密军事协作意味着 A 国须承担较高的成本以便同时提高 A、B 两国的军事效率。因此,若 A 国与 B 国间的军事协作无法公开进行,则 A 国将拒绝与B 国的军事协作。与 A 国相比,B 国更担心公开军事协作带来的与 C 国摊牌的风险。B 国希望通过军事协作补偿相对能力的下隆。然而,如果 A 国与 B 国间的军事协作公开进行,那么 B 国将对 C 国暴露其虚弱的作战效能。一旦爆发武装冲突,B 国将可能成为 C 国首先打击的对象。因此,若 A 国与 B 国间的军事协作无法秘密进行,B 国将拒绝与 A 国的军事协作。换言之,A 国和 B 国都重视军事协作。但 A 国将军事协作视为信号工具,而 B 国将军事协作视为效率工具。能力增强者展示实力,能力衰弱者隐藏实力,结果双方无法就军事协作的形式达成共识,这导致双方无法进行军事协作。

  1879 年德奥结盟未引发军事协作支持了上述假设。如前所述,1871 年后德国的相对能力上升,而奥匈帝国的相对能力下降。在巴尔干地区,俄奥存在争夺土耳其遗产的矛盾,而德国则担心俄国利用泛斯拉夫主义和跨国宗教联系瓦解土耳其和奥匈帝国从而改变欧洲均势。随着俄奥冲突的升级,德奥关系不断强化。1879 年,亲德的奥匈帝国外交大臣久洛·安德拉什(Gyula Andrassy)即将离职。为防止奥匈帝国政策转向,德国接受了奥匈帝国提出的结盟倡议。德奥联盟针对俄国,但最终未引发双方的军事协作。在结盟谈判中,德国提出双方应对外透露可能结盟的消息。作为相对能力上升的国家,德国的建议暗示着德奥结盟之后的合作(包括潜在的军事协作)将成为德国对俄国传递的信号。奥匈帝国则提出与德国缔结秘密联盟条约。作为相对能力下降的国家,奥匈帝国的条件暗示着德奥结盟之后的合作(包括潜在的军事协作)成为提高军事效率的工具。1879 年 8 月 28 日,德国首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会见安德拉什讨论德奥结盟。9 月 21 日,俾斯麦提出将德奥联盟条约作为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宪法的一部分,试图将德奥联盟公开化。这一提议遭到安德拉什的坚决反对。双方妥协的结果是,德奥条约对外保密,但保密对象不包括俄国。事实上,俾斯麦与安德拉什多次会面的消息足以迫使俄国谋求对德妥协。9 月 27日,俄国对德国提出重新缔结德、俄、奥三皇同盟(League of the Three Emperors)。10 月7 日,德国和奥匈帝国签署了秘密联盟条约。随后,德国将缔约情况通报了俄国。德国既接受了德奥联盟,又接受了三皇同盟,通过后者保留了俄国加入前者的可能性。这就使得德奥之间可能的针对俄国的军事协作失去 了实际意义。事实上,1882 年后德奥两国的参谋人员之间仅有零星接触。1909 年之前,德奥之间缺乏参谋人员之间的交流,德奥联盟未引发军事协作。由此,能力分异理论的基本假设如图 1 所示。

  本文选择 1919—1939 年欧洲大国间的伙伴关系作为检验理论的基础。这期间欧洲共有五个大国,即法国、俄国(苏联)、英国、德国和意大利。五国间形成了五组伙伴关系∶1935 年的法意协定、1935年的法苏条约、1936 年的英法协约、1939 年的德意条约和1939 年的德苏协定。1933—1939 年,上述国家间的相对能力发生了迅速而重大的变化,具体可分为三个具体阶段。在第一阶段(1933—1935年),德国重整军备和苏联的大规模工业化使得两国相对能力上升。同时,法国和意大利却致力于通过裁军谈判约束德国。两国并未采取重要军事措施,相对能力均 出现下降。在第 二阶段(1935—1936 年),德国继续大规模重整军备,致力于冲破《凡尔赛和约》对其军备施加的限制,并开始谋求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这引起了法国和英国的不安。法国开始全面备战,而英国也开始进行军事准备。作为莱茵兰非军事区的保证国和致力于扩大非洲殖民影响的国家,意大利也强化了军备。四国的相对能力均有所提高。同时,苏联开始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并逐渐从党政部门扩大到军队,这严重迟滞了苏联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导致其相对能力明显下降。在第三阶段(1938—1939 年),德国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并威胁波兰。这导致英国放弃了对德国的绥靖政策,并全力重整军备。此时,法、德、意三国的战备能力已完全释放,而苏联仍处于肃反运动影响之下。英国动员世界殖民帝国备战,提高了其相对能力,并降低了其他四国的相对能力。表2 显示了自变量和因变量在五组伙伴关系中的取值。下文将逐一分析每组伙伴关系引发公开或秘密军事协作的条件或未引发军事协作的原因。

  1933—1935年,法国的相对能力下降,而苏联的相对能力上升。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就任德国总理引起了法国和苏联的不安。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宣称要打破《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军备的束缚,并在东方为德国寻找所谓生存空间。1933 年 10 月,德国退出了日内瓦国际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和苏联开始考虑结盟。法国外长约瑟夫·保罗—邦库尔(Joseph Paul-Boncour)在巴黎会见了前往华盛顿访问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邦库尔询问李维诺夫是否愿与法国结盟,由法苏互助协定保证东欧各国互不侵犯。李维诺夫对此表示出了兴趣。

  关于军事协作,法国和苏联的考虑并不相同。作为相对能力下降的国家,法国希望以法苏军事协作提高法国的相对能力。因此,如何补偿相对能力下降是法国在法苏谈判中的核心考虑。1933 年 10 月 14 日,法国空军部长皮埃尔·考特( Pierre Cot)致信邦库尔指出,苏联的军事装备在几年之内将比德国的装备强2—3 倍。因此,他不仅建议法苏签订双边互助协定,而且要求双方缔结战时工业技术援助的协定。1934 年5月,法国陆军参谋长莫里斯 ·甘末林(Maurice Gamelin)指出,苏联是唯一一个能够在东方制衡德国的国家。法国重视法苏军事合作。1935 年 1 月,甘末林又强调,1935 年年底前德国会有 40 万人部队,并且将会完成空军建设。发展军备的平等权利很快就不再是一个德国要处理的问题,而将成为一个法国要处理的问题。德国迅速发展军备使得法国难以维持其相对能力。即使法国延长现役部队的服役期,也只能在 1936 年年底勉强与德国军队的规模持平。法国希望法苏联盟能够补偿法国相对能力的下降。

  与法国不同,作为相对能力上升的国家,苏联希望以法苏联盟条约威慑德国。1933 年 12 月 28 日,苏联首次向法国提出了联盟草案。苏联提出,要求法国和苏联在军事上互助,并且双方提供外交、舆论和道义上的互相援助。换言之,苏联重视缔结联盟条约所蕴含的公开政治和军事意义。1934 年5 月,法国和苏联进行了关于结盟问题的首次高层会谈。法苏谈判并未能遏制德国重整军备。1935 年 3 月 16 日,德国正式背弃《凡尔赛和约》,开启大规模征兵。在苏联看来,德国发展军备已经改变了局势,德国的军备正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向前发展,而苏联和法国达成防务协定是制衡德国的重要保障。为此,苏联拟在法苏协定的内容上做出让步,但要求法国立即对外宣布准备与苏联缔结联盟条约,并提出如果法国认为对苏联没有义务,那么苏联将自行其是。最后,法苏达成妥协。条约保留 了苏联期望的立即提供援助的说法,但是强调行动的基础必须与《国际联盟盟约》一致。1935 年 5月 2 日,法国与苏联签订了联盟条约。苏联对军事协作的前景并不乐观,但十分重视条约的政治效果。李维诺夫指出∶法苏条约不可能使得法国对苏联提供真正的援助..…然而条约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可以减少德国、波兰和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并且阻止法德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

  法苏缔约后,苏联更为关心将法苏军事协作公开化,法国则采取了回避的态度。1935 年5 月 3 日,联共(布)下属的《真理报》和苏联政府管辖的《消息报》记者在莫斯科的外交圈子里提出,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法苏军事人员之间讨论军事协作。苏联认为,这种谈判会立即开始。与苏联不同,法国的相对能力下降将导致其难以承受首先被德国攻击带来的损失。因此,法国对苏联采取了拖延政策。1935 年 5 月 15 日,法国外长皮埃尔·赖伐尔( Pierre Laval)会见美国驻苏大使。美国大使询问,法苏军事人员的谈判是否会立即开始。赖伐尔指出,这样的谈判当然会进行,然而,最好让法苏条约看起来不是一个战争联盟,而是一个和平公约。5 月 23 日.法国对英国通报了法苏联盟谈判的情况。法国宣称,法苏一致认为将法苏联盟条约赋予军事的气息是个错误。关于交换军事情报问题,可以由双方的武官或者总参谋部的其他渠道进行。 随后,法国总参谋部指出,法苏军事协作只会导致德国认为法国和苏联对德国奉行包围政策。如果法国宣布法国和苏联将进行参谋人员的谈判,这样的声明会危及欧洲稳定。因此,法国应当和苏联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交换意见,而不进行参谋人员谈判。换言之,法国反对的不是军事协作而是公开军事协作。如果法国无法通过军事协作补偿对德国的能力不足,那么法国将拒绝公开军事协作。最终,法苏联盟未能引发军事协作。

  1935—1936 年,德国、法国、英国的相对能力上升为三国推行强硬对外政策提供了物质保障。德国首先采取了行动。1935 年德国开始大规模征兵,破坏了《凡尔赛和约》。1936 年1 月,法德边界形势出现紧张。依据《洛迦诺公约》,法国开始寻求英国的帮助。同年 2 月底,就莱茵兰非军事区问题法国外交部提出法国应采取积极的措施恫吓敌人以迫使德国让步。法国准备威慑德军进驻莱茵兰地区。当德国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时,法国准备立即与英国磋商,协调共同行动,并将问题提请国际联盟审议。3月 3 日,法国开始与英国磋商。法国指出,如果德军进驻莱茵兰地区,那么法国将准备与英国采取共同行动。在得到英国支持之前,法国保留采取预防性措施的权利。3 月7日,德军进驻莱茵兰地区。3 月 10 日,法国对英国提出,法国内阁决定使用武力驱逐德国在莱茵兰地区的部队。3 月14 日,甘末林会见英国驻法武官。甘末林指出,一个非常强大的德国不仅会反对法国,也会危及英国维护欧洲均势的政策。法国军方的观点得到了法国外交部的支持。法国外交部国务秘书阿列克斯 ·莱热(Alexis Leger)对英国驻法大使指出,如果英法不能制裁德国,那么意大利、波兰和十耳其等国都准将会认为德国在欧洲实现霸权不可避免。 法国不仅准备承担制裁德国的成本,而且不断敦促与英国开展军事协作。

  德军进驻莱茵兰地区也威胁了英国的安全。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 Anthony Eden)意识到,英国可能需要接受法国要求的军事参谋谈判,以保证英国能够援助法国。然而.与法国的考虑稍有不同,英国更注意制裁德国可能产生的成本。因此,英国对法国提出,在德国允许的情况下,英国将参加派驻莱茵兰地区的国际部队。法国不反对部署国际部队,但反对部署国际部队将取决于德国的同意。因此,法国坚持要求立即开始英法参谋人员之间的军事协作。

  1935—1936 年,英法两国的相对能力有所上升,并且都试图阻止德国的扩张。德军进驻莱茵兰地区将使得英吉利海峡难以完全保障英国的安全,于是英国很快同意与法国开展军事协作。1936年 3 月 18 日,多数英国内阁大臣同意开始英法军事谈判,尽管内阁对外仍将声称英法军事协作与德军进驻莱茵兰无关。如果对德谈判失败,英国将完全履行在《洛迦诺公约》中承担的义务,包括采取海军和空军行动。更重要的是,与法国一样,英国强调应公开进行军事协作。德军进驻莱茵兰地区不仅涉及德国与法国的边界,也涉及德国与比利时的边界。英法外长邀请比利时代表与会,但当比利时提出英法进行秘密军事协作时,英国明确拒绝了这一建议。英国的政策当场得到了法国的支持。3 月 19 日,英国起草了一份声明,准备在对德谈判失败时公布。声明指出,英国将根据《洛迦诺公约》立即对法国提供可能的实际援助。英国将与法国协商可能采取的一切共同行动,以保证法国免受侵略。4 月 1 日,英国将声明正式提交给法国。4 月 15 日,英国开始了与法国的军事谈判,这成为英法制订联合对德作战计划的开端。

  1934—1935 年,德国的相对能力上升,而法国和意大利的相对能力下降。在非洲殖民地和南斯拉夫问题上,法国和意大利存在分歧,但法国和意大利都反对德国重整军备和德奥合并。1935 年 1 月,赖伐尔和见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会谈为法意伙伴关系的形成开辟了道路。首先,法国和意大利达成了关于协调非洲权益和维持奥地利独立的谅解。其次,法国和意大利强调共同应对德国重整军备。双方注意到,德国陆军已有 21 万人,并将很快发展到 30 万人。几个月内,德国空军将会装备1600 架飞机。最后,法国和意大利都不愿与德国发生正面冲突。墨索里尼一度宣称,战争是消灭德国军备的唯一出路。赖伐尔则答称现在没有人想打仗,墨索里尼立即予以赞同。他认为,法国和意大利应与德国谈判,敦促德国重返国际联盟,并且控制德国的军备规模。

  法意会谈标志着两国形成了针对德国的战略性合作。尽管如此,两国都不愿首先成为德国的打击对象。法意会谈后,两国军方立即开启 了秘密军事协作。1935 年1 月11 日,意大利元帅皮特罗 ·巴多格里奥( Pietro Badoglio)提出,意大利希望和法国进行军事谈判。1月 26 日,赖伐尔赞赏双方参谋人员就奥地利问题定期交换信息,并愿意听取意大利关于奥地利问题的各种设想。1 月 29 日,巴多格里奥指出,意大利希望和法国讨论四种情况下的军事协作∶第一,当德国进行动员时,法国和意大利要采取什么样的联合立场。第二,当德国侵略法国时,意大利如何介入。第三,当奥地利在没有德国军事干涉的情况下发生动乱时,法国和意大利如何采取联合行动。第四,当奥地利在有德国军事干涉的情况下发生动乱时,法国和意大利如何采取联合行动。2 月 20 日,法国提出了军事协作计划;法国在意大利的右翼部署一个军,既能防止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发生冲突,又可直接影响东南欧地区。作为交换,意大利在法国的右翼部署一个军。法国将向意大利开放机场,使意大利能够直接影响德国南部地区。

  1935年春夏之交,法意军事协作取得了突破。5月 13日,法国和意大利缔结空军协定∶如果德国对法国或者意大利发动侵略,那么法国和意大利将对彼此开放领土。如果德国对法国和意大利同时发动侵略,那么法国和意大利将协调战略,交换人员、物资、战术及技术信息。双方空军参谋长每年至少会晤两次。6 月 29 日,法国和意大利签署了关于奥地利问题的军事协定;若德国进行军事动员,法国和意大利将交换步兵师。若德国进攻法国,意大利将派遣9 个师进入法国南部保护交通,法国将派遣 2 个师与意大利军队进攻萨尔茨堡。同时,法国军队将在意大利和南斯拉夫军队之间进行协调∶若奥地利发生动乱而德国未干涉,法国将派兵保护意大利的侧翼;若奥地利发生动乱而德国干涉,法国将派遣 2 个师的远征军与意大利军队协同作战。在谈判过程中,法国和意大利非常注意对外保密。例如,德国驻意大使乌里希 ·哈塞尔(Ulrich von Hassell)曾要求墨索里尼澄清法意关系的性质。哈塞尔声称,有谣言说法国和意大利缔结了军事航空协定。墨索里尼则声称法意签订的只是民用航空协定。法意将彼此的军事协作视为提高未来对德国作战效能的工具,参与军事协作的意大利自然会对德国刻意隐瞒法意军事协作的性质。

  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导致英法制裁意大利,这鼓励了意大利以奥地利为代价实现德意和解。1938—1939 年,德意的相对能力均有所降低。这成为德意结盟和军事协作的重要考虑。1938 年 10 月,德国提出与意大利结盟的建议。1939 年 1 月 意大利同意与德国结盟,并开始积极备战。同年 2 月 4 日,墨索里尼提出意大利将在 1942 年年底对法国发动战争。在备战过程中,墨索里尼明显感受到意大利相对能力不足。因此,与德意结盟相比,意大利更关心德意军事协作。1939 年2 月 23 日,意大利外长加莱阿佐·齐亚诺( Galeazzo Ciano)向德国外长约阿希姆·冯 。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建议德意两国参谋部门首先达成谅解的细节,以便尽快缔结协定。如果里宾特洛甫同意,双方可先达成原则协定,之后再逐步讨论细节问题。与意大利相同,德国也面临相对能力下降制约备战的困难,德国需要以大量硬通货支付原料进口 以生产军事器材。此时,德国为战备服务的经济能力已经完全释放,国库外汇每天告罄。为解决军工生产问题,德国先迫使捷克斯洛伐克为自己无偿提供黄金和外汇。之后又通过肢解捷克斯洛伐克获得了大量制式武器。德国的扩张最终导致英国基本放弃对德绥靖政策,开始强化与法国的联盟和在中东欧地区的存在。在德波关系激化的背景下,英国增强了对波兰的安全承诺,导致 1938—1939 年德国相对能力出现下降趋势。由此,德意军事协作成为增强德国军事效能的重要方式。

  1939 年 3 月,德意的结盟谈判与军事协作几乎同步展开。意大利认为轴心国应有不少于三年的和平时期,并将同德国缔结军事协定。这是意大利对德国 1938年10 月结盟倡议的明确回应。1939 年 4 月 4 日,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与意大利总参谋长阿尔伯特 ·帕里尼(Alberto Pariani)展开军事谈判。双方一致认为,德意与英法的战争不可避免.德意应在合适的时间对英法发动突袭。德方认为.最好 3—4 年后再发动战争。以及德意有足够的军事准备。德方要求,两国应立即讨论战时需求和供应问题,特别是巴尔干地区的资源分配与运输。双方还讨论了德国防御措施的性质、方式和程度以及意大利的防御工事。德方强调,德意两国必须改扩建两国间的交通线。

  德意军事协作的目的在于提高军事效能,以便赶在英法之前完成战争准备。此时德意尚无充分把握取得战争的胜利。按照德国元帅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的说法,轴心国应当等待更长的时间再参战,即军备水平相对于英法等国取得最大的优势时再参战。他认为,到 1942 年或者 1943 年时德国对英国的军力对比将更有利.此时,生产的速度、原料的供应和可使用的劳动力三个因素约束德国重整军备。墨索里尼同意戈林的看法。他认为轴心国仍然需要 2—3 年时间,以便更好地武装自己从而在冲突爆发后取得胜利。与德国相比,意大利的相对能力下降得更为明显。1939年 4 月底,在德意进行军事协作的关键时刻,意大利发现本国武器库储备不足,炮兵器材落后,且缺少防空武器和反坦克武器。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和阿尔巴尼亚的冒险行动已经大量消耗了其经济和军事能力。在齐亚诺看来,意大利关于军事力量的宣传不过是虚张声势。

  在这种情况下,德意自然对已经开始的军事协作讳莫如深。1939 年 5 月 3 日.英国驻意大利大使会见罗马尼亚外长格里高利·加芬库(Grigore Gafencu)。加芬库介绍了与意大利方面谈话的情况。墨索里尼声称,意大利并未以有约束力的接触(signed engagement)同德国联系在一起。加芬库着重指出,在稍后的会谈中,齐亚诺逐字逐句地引述了墨索里尼的上述观点。换言之,在德意已经开始军事协作的情况下,墨索里尼对外界大肆释放烟幕弹,刻意模糊德意关系的实质。德意联盟条约的缔结体现了双方秘密军事协作的备战实质。1939 年 5月 22 日,德国和意大利缔结了联盟条约。条约分为两部分∶公开部分声明德国和意大利在和平时期将互相给予政治和外交支持,在战争时期将互相给予军事援助∶秘密部分则强调德国和意大利将组成处理军事和军事经济问题的联合委员会,以实现军事互助义务。随后,德意两国的空军和海军开始了具体的联合作战部署。德意相对能力下降使得两国都将军事协作视为效率工具,从而选择了秘密协作的方式。

  德国不仅同意大利结盟,也寻求同苏联结伴。1939 年春,英法与波兰的伙伴关系暂时震慑了德国对波兰的军事行动。英法谋求与苏联结盟以巩固波兰的地位,而波兰与苏联存在矛盾。英法苏谈判陷入僵局为德苏形成伙伴关系创造了条件。1939 年 8月 23 日,里宾特洛甫访问莫斯科,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 Vy-acheslav Molotov)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秘密附加议定书。条约阐明了德苏伙伴关系的基础,即缔约方互不侵犯、不支持第三方对另一缔约方的侵犯以及不参加反对另一缔约方的国家集团。秘密附加议定书载明了双方在波兰、波罗的海国家、芬兰和罗马尼亚等地的势力范围划分方案。德国和苏联在划分中东欧势力范围的基础上形成了战略性合作。1939 年 9 月,德国入侵波兰,而英国对德宣战。

  1938—1939 年,英国重整军备削弱了德苏的相对能力,德国和苏联试图以军事协作提高军事效能。1939 年 9 月 10 日,莫洛托夫会见德国驻苏大使弗雷德里希·沃尔纳·冯·舒伦堡(Friedrich Werner Graf von der Schulenburg)。舒伦堡指出,苏联红军的进军速度非常关键。德国敦促苏联在德波战役结束前出兵波兰。9 月 16 日,莫洛托夫对舒伦堡指出,苏军将于次日或后日发动对波兰的进攻。9 月 17 日,斯大林亲自接见舒伦堡。斯大林提出,苏联空军将轰炸比亚韦斯托克、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与利沃夫一线的地区,希望德国空军不要飞越该线。斯大林还拿出苏联拟递交波兰的照会,并在随后根据舒伦堡的意见对照会进行了修改。德苏伙伴关系引发了双方在波兰战场的军事协作。当德国轰炸机进攻波兰的时候,它们得到了苏联雷达站引导信号的帮助。9 月 27日,波兰尚未投降时,斯大林就已经开始和里宾特洛甫讨论战后波兰的领土安排。依据苏联总参谋部提供的制图,德军和苏军就波兰的军事分界线成了协议。里宾特洛甫高度评价了德苏军事协作的有效性。声称自己从德国军方获悉.德军和苏军以善意、友好的相互协作精神制定了纲领计划。为了迎合苏军的需要,德国第 8集团军在波兰战场主动后撤。里宾特洛甫的意见也反映了德苏军事协作的保密性。波兰对德苏协同作战毫不知情,德军为迎合苏军的需要而主动后撤被波兰视为德军溃退的表现。里宾特洛甫还要求德国潜艇和巡洋舰在战时能够停靠苏联港口,以便获得补给和修理。斯大林同意了这一要求。斯大林指出,如果未来德国陷入困境,苏联将会援助德国。在波兰与英法结盟的情况下,德苏战时秘密军事协作补偿了两国相对能力的下降。

  现有理论揭示了联盟关系与军事协作之间的重要联系,但并未阐明结盟(结伴)关系引发军事协作的必要条件。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能力分异理论。大国相对能力的变化决定结盟(结伴)大国能否引发军事协作。能力分异与军事协作的关系为理解美印伙伴关系的前景提供了启示。近年来,美国和印度不断提升伙伴关系,先后签署了《军事情报总体协定》《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通信互用性和安全备忘录》和《地理空间情报基本交流合作协定》。与此同时,印度逐渐将其不结盟政策变为多向结盟政策。其中,强化与美国的安全关系是印度战略转变的重要考虑。印度的多向结盟也意味着印度与美国的有限结盟。在这种情况下,美印伙伴关系的军事内涵及其走向成为值得中国高度关注的重要政策问题。2014—2018 年,中国和印度强劲的经济增长为两国提升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能力奠定了基础,中国和印度的相对能力上升;而美国相对下降的经济能力削弱了其军事能力。与中国和美国相比,印度的经济增速和军费增速一度更快。在美印伙伴关系中,美国的相对能力下降,而印度的相对能力上升。这使得美印对伙伴关系引发军事协作的前景存在不同考虑。作为相对能力下降的国家,美国谋求以军事协作提高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作战效能,美国将军事协作视为效率工具。相比而言,作为相对能力上升的国家,印度谋求以军事协作提高其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印度将军事协作视为信号工具。在这种情况下,美印制订联合对华作战计划存在障碍。

  2020 年年初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重塑了大国之间的相对能力对比。疫情发生后,中国迅速从公共卫生危机中摆脱困境,重启经济增长的引擎。美印则深陷本国的公共卫生危机。2020 年 9 月以来,美印均位居全球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前列,两国经济增长均严重受挫。经济是军备的物质基础,在未来 2—3 年里,美印的相对能力均会明显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美印可能在现有合作框架基础上刻意对外隐瞒军事协作的具体内容,以秘密军事协作提升军事效率。如 2019 年 3 月,印度海军和美国海军签署了一项贷款协议,并决定为印度海军总部安装两套由美国太平洋舰队提供的联合区域信息交换系统。2019—2020 年.美印不断讨论在多个地方和平台安装更多类似系统,但拒绝透露具体数字。美印很可能已经悄然开启了两国间的秘密军事协作。对中国而言,应密切关注美印情报分享范围和印度使用美国援助的方式,并加强对美印军事关系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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